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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一直贯穿了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

大型喷气式客机和巨型游轮为考古遗址带来洪水般的游客,像安第斯山脉马丘比丘这样除探险家外人迹罕至的遗址也未可幸免。

150年前,英国人奥斯汀·亨利·莱亚德在尼尼微(今伊朗北部)发现了两尊人首狮身像,它们一直守卫在亚述王辛那赫里布的宫殿前。莱亚德这样写道:“通过它们,辛那赫里布和他的军队带着荣耀和实力离开,带着掠夺的财物和俘虏归来……同样也是通过它们,亚述的君主在他最后一次战败后羞愧地进入他的国都。”今天,辛那赫里布的人首狮身像站立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如同150年前。1848年,当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发掘尼尼微的门道时,发现了这两具覆盖着炭屑和烧结砖的雕塑。亚述战车的车辙在石灰石路面依然可见。莱亚德当时发掘了相当大的面积,今天到遗址参观游客需要穿过仅通过天井采光的漆黑隧道后才能来到人面狮身像的地方。他们凝视着狮身人面像上神奇的楔形文字,这些文字诉说着一个国王对这个国家的早期统治以及关于他的宫殿建造过程的故事。莱亚德用一种依靠充气的山羊皮支撑的木筏子,将他的重要发现通过底格里斯河运出。在这两具人首狮身像和宫殿墙壁上的浅浮雕被运至欧洲之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成为了一位畅销书作家和社交名人,之后他成为了一位政治家,随后担任了外交官的职位。这在旧约中略微提到的古代文明,通过莱亚德在尼姆鲁德和尼尼微的发掘和埃米尔·博塔在尔沙巴德的发掘重新获得了生命。莱亚德的发掘同圣经的联系让这个遗址广受关注,当然他的冒险经历也十分吸引眼球,遥远的地域,未知的民族,这一切都那么令人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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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凡尼·贝尔佐尼,以前是一名马戏团的大力士、后来成为了考古学家和探险家,他花了三年时间沿着尼罗河洗掠了大量的金字塔、神庙和墓葬。贝尔佐尼的冒险以及拿破仑·波拿巴将军的科学家们对埃及的研究在欧洲引起了一股“埃及热”,不论是在建筑界、时尚界还是大众文化方面,“埃及”这个名字都已深入人心。伦敦的居民对法老深深着迷,贝尔佐尼发现品的展览每次都人满为患。消失的文明、被掩埋的城市、国王的墓葬……贝尔佐尼和莱亚德等人的发现使得考古学和它的冒险家们顿时成为了闪光灯的宠儿,那是一个人人屏息期盼着考古新发现的时代。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一直贯穿了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和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将古代玛雅带入了美国人的视野;尼尼微发现了一件“洪水碑”,上面有巴比伦关于诺亚洪水的记载,这进一步证明了《圣经》的真实性;亨利和索菲娅·谢里曼发现了迈锡尼;罗伯特·科德威发现了巴比伦;阿瑟·伊文斯发现了克里特岛的米诺斯宫殿;海勒姆·宾厄姆发现了马丘比丘;1922年埃及帝王谷图坦卡蒙墓的发现将这股发现的浪潮推向了顶点。1926年,莱纳德·伍利发掘了伊朗南部的乌尔皇陵,结束那个考古史上的英雄时代。马克思这样写道:皇家墓葬的外形看上去很像一张用宫廷妇女的山毛榉叶头饰装饰的黄金地毯,上面放置着金和银的七弦琴。伍利用其极为精彩生动的文笔描绘了当时的丧葬仪式,详细描述了普阿比皇后的侍从是在他们特定位置上饮下毒药后倒下死亡的过程。“在一端,棺材的遗迹上躺着皇后的尸体,她的头部放着一个黄金杯,身体的上部被黄金头饰覆盖着,白银和青金石组成了一件斗篷一直延伸到她的腰部(伍利,1929)。他对皇家墓葬的描绘已经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不幸的是,伍利的田野日记记录得十分简单,我们没法用它来检验这些神奇的复原的真实性。

延伸的新世界

一个世纪以前考古学界形成的一些固定的老套路仍然给现在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在那个充满罗曼蒂克和异域风情的考古大发现时代,考古学家很少,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来自富裕的阶级。这是一个漫谈式的群体,仅有少数人跳出原有的欧洲和地中海的界限,到遥远的地方开展田野工作。考古学家给人的印象大多是带着遮阳帽,在神秘的金字塔阴影下漫无目的工作的一群人。他们一般被视作寻宝者,为欧洲和北美的博物馆找寻精美的文物。印第安纳·琼斯和木乃伊系列等好莱坞电影都偏好于强调这种老一套的考古路子,尽管很多观众都意识到这些电影仅仅是一些虚构的惊悚片。

在图坦卡蒙和乌尔的发掘之后,考古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考古学已不再神秘,它以科学为基础,是当代社会核心基石的一部分。它是一门受人尊重的科学,在电视和报纸上,关于考古的报道就如火灾和车祸一样普遍。一些主要的考古发现,比如美国詹姆斯敦聚落和中国的秦始皇陵都曾经是国际头条新闻。较之以前,更多的人开始对过去的历史越来越感兴趣。戴着安全帽拿着GPS和手铲的考古学家的形象开始深入人心,我们不再被视为一群奇怪的或是优秀的人,尽管有时仍然带有一些穴居人或寻宝者的老套形象,但我们已经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当然,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认为我们是研究恐龙的专家。

较之过去冒险者考古学家的时代,现在的考古学更加复杂。过去,公众对考古的认识和考古学对当今社会的重要性一般延后于实际的考古操作。现在,很多重要发现仍然位于公众的视线之外。我们已经走向了全球化,二战以后的60年间,考古学研究地域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戏剧性的扩张,考古学家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以前全世界的考古学家仅有几百名,现今,已经超过了20000名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考古的时代,我们不仅将考古研究的地域扩展到每个大洲和国家,同时还引进了许多重要的科学技术,这使得考古成为了一项多学科的事业。放射性碳素测年已经变革了我们对于单个古文明兴起衰落同整个古文明体系之间关系的看法。微量元素和残留物分析正在改变我们对于古代贸易和葡萄酒饮用、挤奶等经济活动的了解。最近在古气候学方面的新进展,例如树轮测年和冰芯研究等,使得评估气候变化对于史前工业文明的影响成为可能。各领域的信息风暴,特别是因特网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几乎所有关于考古的头条新闻都是同最新的发现或是最新的理论相关的,比如,尼安德特人同现代人的通婚。这主要是因为大学的宣传部门为了获得更多的研究经费。我认为可以将这类活动称作公众宣传,但是在本次会议上,我们将探讨一些更全球化的,比较不那么耸人听闻的,同古代文明形成的基本问题相关的话题,比如古文明的差异和相似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文化资源管理(CRM)和延伸

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一直贯穿了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大量在公众考古学名义下的活动通常被称作文化资源管理,通过管理有限的考古资源来缓解工业建设等活动带来的影响,比如城市发展、深耕及露天采矿等对地下文物造成的破坏。现在,在很多城市中,文化资源管理下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占大部分,一般时间都很紧迫并且在并不那么理想的条件下开展。许多重要发现都是通过文化资源管理开展的。比如:伦敦威廉·莎士比亚的玫瑰剧院的发掘。在北美西南部开展的大规模CRM调查项目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全世界的很多城市考古都是在经济建设计划下开展的。公共宣传是文化资源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有一些特例,但大部分项目都只有当地民众感兴趣。再一次强调,文化资源管理虽然有诸多好处并且保存了大量有限的考古资料,但是它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不幸的是,在现代工业社会,考古学是一门相对冷门的学问。它在解决经济发展、失业和长期贫困等紧急问题上帮助不大。文化价值高昂,盗掘活动猖狂,这对考古的重要性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人们禁不住想要问,在当今这个面临着有关环境和社会问题极大挑战的年代,那些早已消逝的社会比如商代、哈拉帕、莫切等文明同我们有什么联系吗?

讲故事的重要性

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一直贯穿了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我们怎样改变公众对于古代文明的看法?我怀疑很多问题都是源于自身贫乏的表达能力。吃肉喝酒的冒险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用引人入胜的方法来写作和表述考古发掘和调查。今天对于古文明的研究已经相当专业,普通民众很难了解,更直白地说,因为很无趣所以公众也不想了解。大部分考古文章都不可避免地充斥生涩的术语,有时连专业人士都很难读懂,这带来很多理解上的障碍。考古学家们普遍持有这样一种想法,他们倾向于认为公众对考古都很感兴趣,所以考古学家不必花费太多精力,考古本身就会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在给非考古专业的人做了很多年的演讲之后,我发现大部分人对于考古只有模糊的印象,除了图坦卡蒙和金字塔那种神奇的遗址,那些和人们日常生活无关的考古遗址,少有人感兴趣。有一次,我给一群供水专家做了一个关于加利福尼亚中世纪干旱的演讲,他们非常感兴趣,这是因为“一百年的干旱”这个主题同现在美国西部的干旱预测有明显的联系。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人们对考古的兴趣点总是在那些同现在问题有关的方面。

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一直贯穿了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我认为我们现在首先应该做的事情是根据研究本身来讲故事,但要保证不损害研究的缜密性。每一项考古调查,即使是那些不重要的项目,也都有自己的故事:它们的研究者是怎样开展工作的?他们是怎样想到这个主题的?他们对这项调查和调查的结果是如何看待的?一些像秘鲁西畔的莫希领主这样的发现,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激动并有广泛吸引力的故事。但是当我们需要描述吴哥窟腹地边缘模糊的聚落或者是描述石制品分布的重要性时呢?我相信如果谨记我们的故事并不是关于手工业制品和建筑、贸易股票,而是关于人,杰出的和卑微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能讲一个好故事。不论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贵族或是普通人,士兵或是农民,男人或是女人,自由人或是奴隶……我坚信只有他们的联系、他们的挑战和他们的收获才能构成最感人肺腑的关于古代文明的故事,也正是以上种种为我们的比较性叙述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这些也恰好是吸引公众的地方。对比描述资源的另一个来源是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考古侦探的故事,比如,残留物分析,它可以揭示许多关于古代葡萄酒贸易的迷人内容。这个故事需要两个要素——一个是向外行人解释发现过程的叙述,另一个是告诉他们制作葡萄酒这项活动究竟包含了些什么内容以及制作葡萄酒的工人们的故事。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这类故事必须要有更广阔的社会大背景,即我们所发现的这些东西和当今世界有什么联系。

我们一直倾向于认为古代文明同其他文明和当今世界是相互隔绝的,但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想法,这很大程度是由于在莱纳德·
伍利时代并不流行的跨学科团队合作的广泛开展。可以说近年来对古文明的研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古气候学的革命获得了大量有效的高分辨率的气候信息,使我们能以独特的比较方法看到干旱对高棉和玛雅文明及苏美尔人和莫切人的影响。这些社会对干旱的一些应对措施对我们来说是一份极好的案例。例如:他们管理水资源,治理干旱的方法,或是他们抗霜冻自给自足型农业的开展。总之,在这些地区广泛存在潜在的公共利益,在这些地区我们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长期的干旱、海啸及其他极端天气的威胁。我们可以为公众和科学团体提供那些受到持续性的环境变化的地区的信息。老实说,我们甚至都还没开始投入与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中。

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一直贯穿了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一直贯穿了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所有关于过去的故事最终都是围绕有关我们祖先世界的考古记录和风险。我们所有人,无论是考古学家还是外行,穷人还是富人,都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管理者,无论是玛雅金字塔、高棉神庙、古代长安城或是希腊山坡上散落的陶片。作为管理者,我们有责任为现世和未来保护文化遗产。我们皆享受着历史留下的馈赠,在考古上反映出的就是各种富有特色的文化,每个人或每个群体都有自身独有的特征。不论是土著民还是农民,考古学家或是其他科学家、游客,甚至纪念品销售员及遗址的警卫,皆有特殊之处。了解人类多样性和古代文明必须将人这个概念贯穿研究和公众展示的始终,以确保那些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的信息能够被理解。这些信息包括考古发现、口头传统,甚至包括在发掘现场工作了几十年的工人的记忆。这种合作会变得很常见,但绝不会简单,源自于此的比较信息往往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们对过去的讲述必须和现在的人相关,并且将他们纳入研究过程之中。

讲述故事:印刷、媒体以及“捕捉年轻”

一代人以前,几乎所有的公共宣传皆依赖于书面文字、广播和电视。现在市场上考古书籍已近饱和,但是相对而言,极少有人关注概括性的故事,如:文明比较或环境变化、气候变化以及它们对古代社会的影响等议题或社会不平等性、人口增长及最平凡的物品——水的话题等。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考古学过于专业化的后果,学者们被鼓励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好像他们患上了一种“出版或灭亡”的综合征。我们中有很多人担心进行广泛的比较性叙述会走出狭小的专业知识范围。考古学的价值体系依旧围绕着考古发现和专业性的学术知识。多年来,为广大观众写作被认为是不理智的行为,或是“不恰当的研究”。如果我们想鼓励进行这种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的比较研究以及相关书籍出版,就必须允许他在原有的考古标准上发展,同时不要处罚这些人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对于我们的漠然实则源自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在鼓励公众讨论古代文明对当今世界的重要性方面做得并不好。我们并没有试图去培养擅长公众宣传的考古学家,他们既有专业方面的知识,同时又能够为公众撰写考古普及读物,并具有进行公众演讲和熟练使用网络媒体的能力。数月前,我惊恐地被告知我的一篇文章并不是为学术观众而写的。我不是很明白他到底要责问些什么内容,但我猜想也许是因为我的书超出了学术期刊晦涩的文稿形制的范围。

当今世界充斥着收音机、电视、网络和社会媒体,与“考古学英雄时代”相比,公众很难长时间集中他们的注意力。许多考古学项目和遗址都有自己的网站,并且同社会媒体保持着联系,有时也能吸引大量的观众。然而不幸的是,在最理想情况下,这些媒体也是暂时的,也就是说,持久分析上的交流是很困难的,更不用说实质性的信息。电视已经开展了一些不错的项目和系列电视节目,其中很多一直在为全球观众重复播放,尤其是英国BBC和其他媒体制作的纪录片。近年来,韩国电视台也开发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中国也有一部包含考古发现的气候变化方面的系列纪录片。很多成功的考古节目正在不断完善,尤其是时代团队在英国、北美等地制作的纪录片,它一般通过为期4天的报道将一项研究项目介绍给电视机前的观众。这些工作娱乐性融入严谨的考古项目之中。时代团队不仅报道令人震撼的考古发现,它也报道一些最前沿的遥感技术,现在正广泛应用于减少破坏性发掘上。

“捕捉年轻”一直是公众考古的一个历久维新的口号,通过为不同年龄的儿童开设特别课程,结合现场教学、实习和博物馆参观,给年轻人灌输一种考古价值观,宣传考古学的价值。但是在很多国家,考古学并不是主流的历史课程,尽管有一些介绍古埃及、玛雅和其他文明的简单的课程。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课程在吸引学生注意力上的激烈竞争成果。

文化旅游:展示我们的相同和不同

在人类解决统治、生存和政治社会组织等问题的不同方式中,古代文明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例子。我们周围古文明的物质遗存,同今天我们看待自己和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有很大的联系。文化旅游和文化遗产是潜在的连结过去和现在最有效的形式。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现在文化旅游业发展迅猛,但是很少有考古学家精通它。中国的国内旅游是一个巨大的发展迅速的行业,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对本国近代和过去的历史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欧洲、印度、墨西哥、秘鲁,每年国内旅游的人数都在不断激增。大型喷气式客机和巨型游轮为考古遗址带来洪水般的游客,像安第斯山脉马丘比丘这样除探险家外人迹罕至的遗址也未可幸免。

游客数量的激增同时带来了机遇和难题。遗憾的是,那些管理著名的和鲜为人知的考古和历史遗址的人,往往不是考古学家,他们不得不处理许多复杂问题,其中很多是前代人不可想象的。让我们对比下数字。越来越多的人集中在旅游旺季的某一天参观吉萨金字塔或吴哥窟,这远远超过了以前数年内游客的总量。无论是古迹还是其他遗物,正在遭受到人口的压力。我们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将游客转移到较小的遗址,建立复制品或模型,或限制参观人数?尽管各地面临的问题不同,但是游客想要在没有导游、旅行团和在交通拥堵的情况下自己参观一个遗址普遍变得越来越困难。如果有人想要参观一个像长城或迈锡尼那样的遗址,他真的能体验到吗?真正经历过去是我们的比较工作中广泛吸引观众兴趣的重要部分。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有幸在前工业时代的旅游规模下参观了世界各地的考古遗址。我曾经在暴风雪天气里漫步于英国北部哈德良长城,感受这免受罗马帝国摧残的遥远村落,也曾坐在希腊埃皮达鲁斯几乎空无一人的露天剧院最高的一排,聆听欧里庇得斯的诗吟从舞台穿越一排排座位后到达我身旁……这一刻,似乎能感受到几千年前的脉搏,仿佛有个声音在对你说话,这多么奇妙啊!毫无疑问,经历过去是了解现在的自己的最好方式,仅仅通过参观是做不到的。

如何为公众安排这种经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我觉得开放的遗址现场是最有效的方式,但是我们要注意对导游的培训,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科学的准确性同时也不了解建筑和国王等相关方面的知识。他们可能难以想象,当欢呼和嘲笑震响了奥林匹亚体育场,祭祀火光的烟雾在它上方盘旋时的情境。噪音和气味,声音和推攘——这些是人们记忆古文明的方式,我们可以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拓展人们的想像力。毕竟我们都属于智人,带有人类所有的特质和情感,现代人和古人在这点上是一样的。声和光的展示是有帮助的,但是作用还是有些不够。听到蒙古人爬上长城时他们的手被切断时的故事,想象在一个月夜,一个玛雅酋长走出黑暗的神庙走向拥挤着人群摇曳着火光的广场……通过讲述这些故事可以使过去变得更加直接真实,也完全与人们的经历有关。你的想像力将你带到那儿,尽管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回到一个消失的社会的经历必将使你永生难忘。我们有足够的动机去增加旅游者的感受,不仅是出于公众考古的考虑,也有出于经济发展上的考量。从国际方面来说也是一样的,拥挤的遗址成为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动机,比如英国、埃及、墨西哥、秘鲁诸国。在中国,壮观的秦始皇兵马俑以及还未发掘的秦始皇陵每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国内外游客。一个精心制作的保护结构覆盖于埋葬坑之上,每个陶俑都有其自己的特征,他们站成直线,编成军团,军官有其正确的位置。当你行走在俑坑上面俯视全坑,你看到的是一个随时准备赴战的军队。你会发现你正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持续惨烈的战争和军国主义现实面对面。如果你释放了你的想像力,你可以把整个兵马俑想象为一个活生生的军团,每个士兵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恐惧。我们不禁想问:这个拥有大量军士的军团与我们自己的世界是如何联系的?对中国游客而言,重要的是它能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它是如何同我们现在的生活相联系的?兵马俑坑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考古遗址,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它得到了很好的展示。但是我想问,有多少游客在离开时会去思索这些士兵过去的历史。在我看来,这就是考古学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陈述我们所知的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如何使古代文明复苏,使其成为一个鲜活的例子,并从中窥探古代复杂的人类社会并辨别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这就是公众考古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找到一种创造性的、科学性的方法来激发观众灵活的想象力是一种可行的解决之道。

(本文系根据作者于“世界考古·上海论坛”期间在上海博物馆所做公共考古讲座的讲稿整理。)(来源:东方早报网   作者:布赖恩·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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